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3)

张箭飞：据我所知，你负责一个学术公号《东亚评论》。我发现《东亚评论》近期推送的文章，不论是晚清变法改革，还是近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都与武汉、与日本关联甚紧，比如张之洞。

王升远：是的。香帅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不管是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等教育机构，还是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实业工厂都是其兴办洋务的政绩。他又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晚清中国留学日本、赴日考察学习的热潮可以说与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政治家的推动有着直接关系。张之洞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因此曾对日本抱有一些幻想。而日本方面，近卫笃麿认为张之洞的思路与日本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介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又雄踞东南，是一位可能制衡北方朝廷政策的实力派。关西大学的陶德民先生的研究显示，近卫与刘坤一、张之洞等清廷实力派都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张之洞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时受到近卫的很多关照。世纪之交时，近卫笃麿甚至直接到武汉与张之洞会面。这次会面直接促成了晚清赴日教育考察热潮。后来张之洞对日本渐生嫌隙、渐行渐远，这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有关。张之洞希望借近卫之手将康、梁逐出日本，而近卫出于复杂交错的政治考虑和利益关系，有些阳奉阴违。日英同盟形成后，张之洞才发现日本是口蜜腹剑，不可信赖。说到底，张之洞对于日本一个很大的误解是由“同文同种同教”所谓“三同”引起的，他误以为中国和日本是一个由汉字和儒教文化为血缘纽带形成的“共同体”。他以为“东学”是可以用来捍卫孔教的，始料未及的是：日本这个媒介却促使“西学”新思潮迅速涌入中国。

张箭飞：说到日本人与张之洞及武汉的渊源，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了《武汉巷史》这本书，作者是内田佐和吉。早在1898年，他就来到汉口，后来担任《汉口日日新闻》的主笔。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之后，他们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内田负有要责。他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战败后被遣送归国。作为来自敌国的“中国通”，他对武汉地方历史和乡土人情相当了解。归国之后他写了《武汉巷史》，被武大日语系的李故静老师译成中文。书中有不少宝贵材料，比如日本侨民对于我们武汉大学的观感。因为武大风景优美，“汉口的日本人和华人当然想在珞珈山拥有一栋别墅。”第八章的资料很有价值，提到“为拜会张之洞而来汉口”日本人非常多，包括伊藤博文、大谷光瑞、长岗护美子爵等。长岗子爵既通汉学又懂西学，对张之洞相当敬仰，尽管此时的日本正在改写两国传统关系。我的感觉是：1901年的时候，中日精英之间尚能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然而不过数十年，对话关系就迅速逆转成入侵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你认为这一文化心态变化仅仅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而导致吗？

王升远：刚才我们谈到了张之洞的政治选择。在晚清政坛上，张之洞可以被视为一个亲日派了。我使用“亲日派”而非“知日派”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张之洞对明治日本几乎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远远谈不上知日，看到了“用”的一面，却没看到“体”的一面。张之洞的日本观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这种日本认识的偏差是晚清中国政界和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你刚才说到日本政界人物对他的敬重，我想，首先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他是清廷实力派人物，日本人的敬重是利益考量的。此外，张之洞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同教”，这种看法很容易拉近与日本的心理距离。“亲日派”当然会受到对象国的欢迎，事实上，另一方面，晚清时代也是日本的幕末明治时代，面对西洋入侵，两国思想界都曾出现过合纵连横对抗西方的思潮，中日之间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康有为甚至提出过“中日合邦”，现在看来非常荒唐，而当初提出这一设想那些人挺认真的。需要注意的是，张之洞坚持以“儒教”作为维系中日亲和关系的基础，孙中山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似乎与张之洞的见解之间有某种继承。孙中山所谈的“大亚洲主义”强调要以“仁义道德”作为基础，而当时跻身世界强国的日本已经狰狞毕露。所以，孙中山对日本人喊话，说开国之后你们学到了西方的霸道，但不要忘了亚洲的王道思想。到底选择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你们要想好。实际上，晚清、民国那一代政治家对日的心态也很复杂。又想借力，又不得不提防着，直至发展到刀兵相向的阶段，说明他们对对日本政治和思有根本性误解，看到太多虚假的“共通性”，忽视了根本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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