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6)

(录音整理：2018级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生李瑞琪)

王升远，辽宁大连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等多项，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三联书店)。曾获教育部年度优秀咨询报告等奖项。主编“东亚人文思想译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等多种。

张箭飞：在我看来，《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三联书店，2017年)一书由你博士论文基础扩展升华而成，挑战的是一个特别难题：中日之间的百年爱恨，一衣带水的暧昧面相。从写作层面来说，你不得不面临说什么如何说的挑战。材料和判断，政治和审美，中国学者的民族立场，换位思考的他者情感……凡此种种，一定折磨着你的整个写作过程。我佩服的是：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你选择了一个特别切入角度，踏入鲜被探触的深水区，也即本书题目mapping的范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这里，我使用了一个城市规划学科颇具野心的一个术语，mapping含义之一即是“地毯式搜索”，以此描述你竭泽而渔的资料功夫，实在名实相副。我的问题是：既然你在武汉演讲，那能不能兼讲侵华时期日本文人的武汉书写？以丰富本地读者对于这一议题的了解？启发有志于研究武汉地方史，特别是武汉沦陷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的同学？王升远：张老师别有匠心，把今天的演讲题目确定为“异样凝视，双城别传”。确实，来武汉真应该谈谈近代日本文化人与武汉的关系。大家知道，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武汉的地位举足轻重，实际上，对近代以降来华的日本人而言，武汉也是必到之处。这与当时中国的交通事业发展状况有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通线路，也即铁路和航线决定了日本人足迹的可及半径，能看到什么。甲午战争以后，在“海外雄飞”强国之梦的驱使下，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空前加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公司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以方便日本人在中国的旅行。这是海路。再来看铁路。在晚清中国，清末铁路交通网的中心正是北京。当时的几条铁路线主要是京奉(北京—奉天)铁路、京汉(北京—汉口)铁路、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和津浦(天津—浦口)铁路。其中，津浦铁路在天津与京奉铁路相衔接，成为北京联系东南沿海的主干线。日本人到中国，很多是经由朝鲜半岛前往东北地区，再乘京奉线抵京，进而南进。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京汉铁路、津浦铁路等规定了日本人到到中国南方旅行的路线，而武汉就是重要的一站。具体到文学议题，最近十年，我主要做日本人谓之的“战争文学”和“国策文学”的研究。对我的研究而言，武汉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武汉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四天后，近卫内阁就召集《中央公论》《文艺春秋》等日本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要求“协力”战争。很多作家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战场，写了些“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章。军部和政府直接向中国战场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笔部队”却是从武汉会战开始的。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开打，打到8月份，战况已经很艰难了。快到月底时，陆军省的一个中佐召集了十几位日本文坛名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包括菊池宽、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吉川英治等。中佐指着墙上的地图向这些人介绍了武汉攻坚战情况，并邀请他们到前线看一看，写点什么。但他并没说具体去看什么、写什么，对发表时间也没有硬性要求。当时就有位作家说，武汉的战役那么惨烈，我们去了，一旦阵亡怎么办？中佐说，我们已经帮你们在靖国神社办好了存放遗骨手续。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不测，你们可以入住靖国神社。后来决定去武汉前线的日本作家在当时受到极大关注，媒体也大肆吹捧，并给他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笔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这座城市与日本侵华文学、国策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某种程度上，日本文学界的整体堕落，就是在武汉会战前后开始的。在论及日本侵华文学，或者说，更宽泛意义上的战争文学、国策文学的时候，学者经常会有个误判，把这些作家作品中非正义的东西理解为作家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忽视了他们背后更强力的制约性因素，那就是军部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日本作家火野苇平讲到：对“笔部队”，军部有七点具体要求，比如不能写日军的失败；不能写战争的黑暗面；不能写女人的事；不能写军队的番号；要突出日本军人的英勇，要把敌人写得下流、猥琐等等。所以，这里当然有个人的道德因素，确实有些作家就是投机，迎合政府和读者成名立万。但我想强调的是，政治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驱动力，而揭示近代日文化人中国叙事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其他们的中国认识、战争认识的复杂构造正是我的写作动因。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四、五年的修改、增写后出版出来的，因此在整体构架上更像一个专题论文集，每一章对应一个问题，是以方法的调整和视野的更新为首要追求。张箭飞：作为读者，我对你的写作观，或者说研究观印象深刻。你用了一个妙喻来形容自己的写作，就是要平衡三文鱼和土豆丝儿。王升远：三文鱼和土豆丝是我在上课时常跟学生打的一个比方。所谓三文鱼指的是热门研究对象，比如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甚至某些焦点事件。这样的研究对象写出来容易发表，吸引大众和传媒眼球，但是未必指向“真问题”。对于热门对象的讨论有时可能更接近于“时评”，而非“研究”。此处，我不是反对紧跟热点问题的“时评”，而是想表达：见地深刻的研究需要与对象在时空上拉开些距离。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研究热门作家或焦点事件是否指向“预流”，真不好说。曾有同行问我：“我们一直想追学术热点，但总是追不上，怎么办？”我回答：“只要是热点，就有冷的那一天。所以，我不太追热点。热点问题好比三文鱼，即便你不精心烹制，也会好吃。我用土豆丝比喻那些看似平常的材料，而要把这平常的材料做得好吃并不容易，非常考验技术和火候。换句话说，要从平常的材料读出不平常的意味和指向，揭示出以往研究的视野盲区，或定论中的疑点，并据此去调整视野，更新方法，对于研究者更具挑战性。张箭飞：坦率地说，你最厉害的就是文献发掘和整理。北平沦陷之后，这座古城以自己的历史，风景和风俗也在塑造日本文人的感知、体认甚至认同。入侵者和被侵略者的主客易位，日本文人对北平的态度复杂多变。有什么类似土豆丝的细节或现象，你觉得值得关注？王升远：安藤彦太郎(1917-2014)认为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分裂的。长期以来，日本人觉得古典中国(又叫“文章中国”)是好的、高雅的，值得日本仰视的；现实中国(又叫“生活中国”)，是差的、低俗的，让人鄙视的。佐藤春夫(1892-1964)就说过，乾隆朝以前的中国是好的。中国文化有帝国气象、雄性气质，乾隆朝以后就很差了，帝国气象不再，充斥着西太后的妇人气质，矫揉造作，猥琐狭隘。安藤这一概括很有代表性。日本称中国是所谓的精神故乡，他们对长安有一种眷恋，这自然是隋唐时代中日政治、文化关系的余响。此外，就是对江南格外钟情，因为它是中国文脉之所在，而北京并没什么吸引力。对日本人而言，北京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去北京办完公差后，往往要去一趟长安、下次江南，游历、怀古、追寻中国古代的文人雅迹。北京进入日本人的视野，主要是在晚清之后，因为这里逐渐成为列国争衡的国际舞台。战争时期，北京——那时已经叫“北平”了——的意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特殊了。在他们眼里，北平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古都”，又是首都南迁背景下的“中国故都”。在战时语境下，它又被视为是“大东亚建设的基地”“东洋故都”和“兴亚首都”等等。在不同的文本中，这三重身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错，使得北平呈现出复杂的面相。需要提醒的是，北平的“东洋性”来自日本人的说法，这一说法是战时日本泛亚主义话语、大东亚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近代日本人而言，北平的“东洋性”是相对于的“西洋性”而言的。刘建辉先生有一本书，叫《魔都上海》。实际上，“魔都”是日本人村松梢风(1889-1961)发明的，他写过一本上海题材的作品，就叫《魔都》，而《魔都上海》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近代日本文化人的上海体验”。这本书告诉我们，幕末的日本从上海“租界”获取了大量的西方信息，上海是距离日本最近的“西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与英美等西方诸国关系逐步恶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兴起反西方思潮，因而上海不再受到重视，其“西洋性”价值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北平。张箭飞：那么，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又是怎么书写武汉？我记得芥川龙之介好像来过？王升远：芥川确实曾经来过。他在《杂信一束》中将汉口的租界文化的特性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水洼里看到了英国国旗的倒影，他认为这就是“欧罗巴式的汉口”；看到有人在搓麻将，又意识到这是“中国式的汉口”。大家可以找来他的《中国游记》读一读。至于武汉会战时的情况，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笔部队”的创作受到了强力的政治制约，要表现的主题和要掩盖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因此武汉这座城市的形象、面貌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性的主导优势面前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张箭飞：据我所知，你负责一个学术公号《东亚评论》。我发现《东亚评论》近期推送的文章，不论是晚清变法改革，还是近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都与武汉、与日本关联甚紧，比如张之洞。王升远：是的。香帅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不管是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等教育机构，还是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实业工厂都是其兴办洋务的政绩。他又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晚清中国留学日本、赴日考察学习的热潮可以说与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政治家的推动有着直接关系。张之洞认为中日同文同种，因此曾对日本抱有一些幻想。而日本方面，近卫笃麿认为张之洞的思路与日本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介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又雄踞东南，是一位可能制衡北方朝廷政策的实力派。关西大学的陶德民先生的研究显示，近卫与刘坤一、张之洞等清廷实力派都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张之洞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时受到近卫的很多关照。世纪之交时，近卫笃麿甚至直接到武汉与张之洞会面。这次会面直接促成了晚清赴日教育考察热潮。后来张之洞对日本渐生嫌隙、渐行渐远，这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有关。张之洞希望借近卫之手将康、梁逐出日本，而近卫出于复杂交错的政治考虑和利益关系，有些阳奉阴违。日英同盟形成后，张之洞才发现日本是口蜜腹剑，不可信赖。说到底，张之洞对于日本一个很大的误解是由“同文同种同教”所谓“三同”引起的，他误以为中国和日本是一个由汉字和儒教文化为血缘纽带形成的“共同体”。他以为“东学”是可以用来捍卫孔教的，始料未及的是：日本这个媒介却促使“西学”新思潮迅速涌入中国。张箭飞：说到日本人与张之洞及武汉的渊源，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了《武汉巷史》这本书，作者是内田佐和吉。早在1898年，他就来到汉口，后来担任《汉口日日新闻》的主笔。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之后，他们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内田负有要责。他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战败后被遣送归国。作为来自敌国的“中国通”，他对武汉地方历史和乡土人情相当了解。归国之后他写了《武汉巷史》，被武大日语系的李故静老师译成中文。书中有不少宝贵材料，比如日本侨民对于我们武汉大学的观感。因为武大风景优美，“汉口的日本人和华人当然想在珞珈山拥有一栋别墅。”第八章的资料很有价值，提到“为拜会张之洞而来汉口”日本人非常多，包括伊藤博文、大谷光瑞、长岗护美子爵等。长岗子爵既通汉学又懂西学，对张之洞相当敬仰，尽管此时的日本正在改写两国传统关系。我的感觉是：1901年的时候，中日精英之间尚能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然而不过数十年，对话关系就迅速逆转成入侵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你认为这一文化心态变化仅仅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而导致吗？王升远：刚才我们谈到了张之洞的政治选择。在晚清政坛上，张之洞可以被视为一个亲日派了。我使用“亲日派”而非“知日派”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张之洞对明治日本几乎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远远谈不上知日，看到了“用”的一面，却没看到“体”的一面。张之洞的日本观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这种日本认识的偏差是晚清中国政界和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你刚才说到日本政界人物对他的敬重，我想，首先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他是清廷实力派人物，日本人的敬重是利益考量的。此外，张之洞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同教”，这种看法很容易拉近与日本的心理距离。“亲日派”当然会受到对象国的欢迎，事实上，另一方面，晚清时代也是日本的幕末明治时代，面对西洋入侵，两国思想界都曾出现过合纵连横对抗西方的思潮，中日之间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康有为甚至提出过“中日合邦”，现在看来非常荒唐，而当初提出这一设想那些人挺认真的。需要注意的是，张之洞坚持以“儒教”作为维系中日亲和关系的基础，孙中山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似乎与张之洞的见解之间有某种继承。孙中山所谈的“大亚洲主义”强调要以“仁义道德”作为基础，而当时跻身世界强国的日本已经狰狞毕露。所以，孙中山对日本人喊话，说开国之后你们学到了西方的霸道，但不要忘了亚洲的王道思想。到底选择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你们要想好。实际上，晚清、民国那一代政治家对日的心态也很复杂。又想借力，又不得不提防着，直至发展到刀兵相向的阶段，说明他们对对日本政治和思有根本性误解，看到太多虚假的“共通性”，忽视了根本的“差异性”。张箭飞：侵华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既有批评，也有欣赏。我想知道：他们提出的所谓“东亚共荣”，是不是也含着一种企图：试图寻求这一区域的文化共通性，而不是差异性。然而，一方面他在寻求共通性，另一方面又在警惕这种同化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王升远：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经你一问，我眼前浮现出两种情形，那就是：什么时候日本人会强调文化共通性？什么时候突出这种差异性?刚才说过，无论是晚清(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还是战争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中日联合、中日同盟之类的政治诉求。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两国同时面对来自外部的共同压力——比如面对所谓“西洋”“西洋人”这个巨大的他者。这时，张之洞所谓的“三同”就会成为合作的一种心理依据，或者说政治口实。尽管这个很虚假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是在一些特殊情境下人为捏造的虚假“共通性”，而虚假的“共通性”背后是巨大的“差异性”。事实上，前近代日本就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去中心化”“脱儒入法”的过程，关于这个过程韩东育教授做过非常出色的论述。明治以降，“脱亚入欧”的时代风潮使得日本试图迅速从中国、朝鲜这两个福泽谕吉称之为亚洲“恶友”“半开化国”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从各式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中就能看出他们对中国的鄙弃以及身为开化的帝国子民那种荣耀感。伪满洲国建立，再到后来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有些日本人为了追随法西斯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甚至列出了亚洲人的种族图谱。比如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在他的《蒙疆》中就划分出了一份人种序列：日本人居于其上，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于其中，而汉人等而下之。我在一篇讨论保田的文章中，对近代以降中日文化、思想地位的逆转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心塌陷，周边隆起”。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否定儒教的有效性，以及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核心地位，但若只看到这一条线索是不够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曾经在华夷秩序中被我们认为是“夷狄”的蒙古、满洲、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却被日本提升了上来。关于19世纪、20世纪之际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后国际关系层面的政治驱动，葛兆光先生已有精彩论述，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就这样，一边把昔日的中心往下削，一边把四围的洼地往上填、往上拔，日本则居于领导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双向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游记和中国观察中，也会出现你提的那个词，“同化”。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他者，日本文化人有一种焦虑，担心被“同化”。他们追昔抚今，觉得征服王朝往往被汉文化巨大的同化力给同化掉了，从而丧失了主体性和对中国的统治力。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态折射出中日文化和思想关系的近代异变。张箭飞：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或者东亚文化圈里中国居于核心地位，这个“被去中心化”应该是缓慢发生的。我有一种感觉：日本看起来离中国很近，但我们对它并不了解，以至于国内日本学学界一再呼吁——成为知日派。我想问问你这个知日派，真要了解日本，哪种方式更靠谱？是依靠精英之间的文化互动互识？还是要从日常生活来体察？王升远：你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我看来，“知日”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日本人当“人”看，当作我们身边的老张、老李一样看，他们失业了、失恋了也会难过忧伤；把日本当作一个普通国家来看，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诉求。无来由的恨与无来由的爱，都不可取。我们经常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特殊化，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这两代人一提到日本，眼前就浮现出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的形象，这自然是中日战争后遗症的延续，当然也受到抗战神剧等大众传媒塑造的日本、日本形象的影响；而90后、00后这代人对日本似乎充满好感，当然也与日本大众文化(比如动漫文化、偶像文化)有关。这两种类型当然算不上“知日”。此外，还有一批文化商人，看准了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猎奇”心态，以炒作、贩卖所谓“日本文化”为生，这种类型也算不上真正的“知日派”。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尚未形成一种自律性的发展路径，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真需要警惕。说到“知日派”，我自己算不上。但我期待的“知日派”，除了对日本生活、文化有常识性认知外，还应该具有这些智性特征。最为重要的，就是能从“英雄”(日本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和“贤哲”(日本艺文学术方面的代表)两个向度看待日本，文武两道，缺一不可。这是周作人的总结。我的这本书有些章节处理的是“战争文学”，所取的就是“英雄”和“贤哲”并进的路径。另外，“知日派”应该兼有“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很多时候我们涉日的“问题提出”是很成“问题”的，中国日本研究之难，常常是结构性的。我到东京大学访学的时候，藤井省三先生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称得上是“日本通”的有哪些人？张箭飞：难道是周作人？王升远：过去一个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谈到中国的日本研究，周作人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几年前，在给恩师徐冰老师写的书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我讨论过周作人“日本研究店”关门的事。1936年6月16日，周作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管窥之四》)，这是“七七事变”两个礼拜前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声明自己不懂日本，所以要结束自己的“日本管窥”，原因是“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的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解，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考察了一下，周作人在1936年10月时已很清晰地表述过自己的挫败感，他列举了日本人很多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之处，谴责他们残暴肮脏的侵略行为，并提出了两个理解日本的向度，也即我前面提到的“英雄”和“贤哲”。类似的话，吉川幸次郎也对他说过。1937年冬天，后来成为京都学派一代大家的吉川到北京见了周作人。在谈话中，周作人又提到了日本的“不可理解”。吉川直接指出了他的症结所在，说如果你只关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你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在日本历史上，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武兼顾的视角对我们今天理解日本，理解中国和日本思想文化上的本质差异，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张箭飞：说到周作人，不管他是“文化汉奸”还是一个作家，他都是中国研究日本的“通人”。实际上，中国植物学界也有一位“周作人”，陈焕镛先生，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中山大学颇具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就是他创建的。广州沦陷之后，为了保护珍贵的植物标本，他选择“依附”敌伪政府，和汪精卫也有来往，个中曲折和人事委屈在胡宗刚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这本书里有很详实的记叙。光复之后，曾被傅斯年认定为附逆的陈先生后来经过多方辩护，洗脱了“汉奸”罪名。抗战胜利后，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难道是因为周作人的文化影响力太大，而陈焕镛只在相对“封闭”的科学界内活动？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周作人的文化影响力？王升远：你提到陈焕镛，这个人物我不是很熟悉。战争时期，为了保护一些人、一些财产或者文物之类而选择了委曲求全，这种情况，极端语境下天人交战的心态、在民族大义与现实处境之间的两难与犹疑等等值得我们用心去体察。这类研究会触及到人性的幽微之处，说到底还是关于“人”的研究。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被当做是“知日派”的第一人，日本人当然看重他的影响力。事实上，周作人对扣在自己头上的“亲日派”的帽子很警惕，1920年和1926年，他先后写过两篇关于“亲日派”的文章。在周作人看来，那些向日本卖国求荣之辈，不配叫“亲日派”，而只有真正了解日本文化价值、做着踏实研究的人才能叫“亲日派”。后来他将“亲日派”这顶帽子赠与号称要翻译《源氏物语》的谢六逸。周作人附逆是一个文学史公案，原委非常复杂。木山英雄先生写的《北京苦住庵记》，有比较详尽、可靠的论述。张箭飞：你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需要深挖的话题。时间有限，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文化殖民”，入侵者离开之后，总会留下一些印记。就说上海吧，上海人对日本文化显得颇有好感，比较起来，北京人的好感并不那么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升远：上海人和北京人，到底是谁对日本文化比较有好感，我想这还不能一概而论。我想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90后、00后一代对日的好感要远胜于50、60后一代吧。换句话说，代际差异可能要远胜于地域差异。(录音整理：2018级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生李瑞琪)王升远，辽宁大连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等多项，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三联书店)。曾获教育部年度优秀咨询报告等奖项。主编“东亚人文思想译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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