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4)

张箭飞：侵华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既有批评，也有欣赏。我想知道：他们提出的所谓“东亚共荣”，是不是也含着一种企图：试图寻求这一区域的文化共通性，而不是差异性。然而，一方面他在寻求共通性，另一方面又在警惕这种同化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升远：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经你一问，我眼前浮现出两种情形，那就是：什么时候日本人会强调文化共通性？什么时候突出这种差异性?刚才说过，无论是晚清(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还是战争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中日联合、中日同盟之类的政治诉求。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两国同时面对来自外部的共同压力——比如面对所谓“西洋”“西洋人”这个巨大的他者。这时，张之洞所谓的“三同”就会成为合作的一种心理依据，或者说政治口实。尽管这个很虚假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是在一些特殊情境下人为捏造的虚假“共通性”，而虚假的“共通性”背后是巨大的“差异性”。事实上，前近代日本就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去中心化”“脱儒入法”的过程，关于这个过程韩东育教授做过非常出色的论述。明治以降，“脱亚入欧”的时代风潮使得日本试图迅速从中国、朝鲜这两个福泽谕吉称之为亚洲“恶友”“半开化国”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从各式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中就能看出他们对中国的鄙弃以及身为开化的帝国子民那种荣耀感。伪满洲国建立，再到后来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有些日本人为了追随法西斯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甚至列出了亚洲人的种族图谱。比如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在他的《蒙疆》中就划分出了一份人种序列：日本人居于其上，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于其中，而汉人等而下之。我在一篇讨论保田的文章中，对近代以降中日文化、思想地位的逆转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心塌陷，周边隆起”。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否定儒教的有效性，以及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核心地位，但若只看到这一条线索是不够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曾经在华夷秩序中被我们认为是“夷狄”的蒙古、满洲、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却被日本提升了上来。关于19世纪、20世纪之际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后国际关系层面的政治驱动，葛兆光先生已有精彩论述，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就这样，一边把昔日的中心往下削，一边把四围的洼地往上填、往上拔，日本则居于领导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双向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游记和中国观察中，也会出现你提的那个词，“同化”。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他者，日本文化人有一种焦虑，担心被“同化”。他们追昔抚今，觉得征服王朝往往被汉文化巨大的同化力给同化掉了，从而丧失了主体性和对中国的统治力。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态折射出中日文化和思想关系的近代异变。

张箭飞：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或者东亚文化圈里中国居于核心地位，这个“被去中心化”应该是缓慢发生的。我有一种感觉：日本看起来离中国很近，但我们对它并不了解，以至于国内日本学学界一再呼吁——成为知日派。我想问问你这个知日派，真要了解日本，哪种方式更靠谱？是依靠精英之间的文化互动互识？还是要从日常生活来体察？

王升远：你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我看来，“知日”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把日本人当“人”看，当作我们身边的老张、老李一样看，他们失业了、失恋了也会难过忧伤；把日本当作一个普通国家来看，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诉求。无来由的恨与无来由的爱，都不可取。我们经常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特殊化，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这两代人一提到日本，眼前就浮现出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的形象，这自然是中日战争后遗症的延续，当然也受到抗战神剧等大众传媒塑造的日本、日本形象的影响；而90后、00后这代人对日本似乎充满好感，当然也与日本大众文化(比如动漫文化、偶像文化)有关。这两种类型当然算不上“知日”。此外，还有一批文化商人，看准了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猎奇”心态，以炒作、贩卖所谓“日本文化”为生，这种类型也算不上真正的“知日派”。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尚未形成一种自律性的发展路径，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真需要警惕。

文章来源：《北京测绘》 网址: http://www.bjchzzs.cn/qikandaodu/2020/0910/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