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5)

说到“知日派”，我自己算不上。但我期待的“知日派”，除了对日本生活、文化有常识性认知外，还应该具有这些智性特征。最为重要的，就是能从“英雄”(日本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和“贤哲”(日本艺文学术方面的代表)两个向度看待日本，文武两道，缺一不可。这是周作人的总结。我的这本书有些章节处理的是“战争文学”，所取的就是“英雄”和“贤哲”并进的路径。另外，“知日派”应该兼有“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很多时候我们涉日的“问题提出”是很成“问题”的，中国日本研究之难，常常是结构性的。我到东京大学访学的时候，藤井省三先生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称得上是“日本通”的有哪些人？

张箭飞：难道是周作人？

王升远：过去一个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谈到中国的日本研究，周作人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几年前，在给恩师徐冰老师写的书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我讨论过周作人“日本研究店”关门的事。1936年6月16日，周作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管窥之四》)，这是“七七事变”两个礼拜前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声明自己不懂日本，所以要结束自己的“日本管窥”，原因是“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的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解，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考察了一下，周作人在1936年10月时已很清晰地表述过自己的挫败感，他列举了日本人很多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之处，谴责他们残暴肮脏的侵略行为，并提出了两个理解日本的向度，也即我前面提到的“英雄”和“贤哲”。类似的话，吉川幸次郎也对他说过。1937年冬天，后来成为京都学派一代大家的吉川到北京见了周作人。在谈话中，周作人又提到了日本的“不可理解”。吉川直接指出了他的症结所在，说如果你只关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你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在日本历史上，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武兼顾的视角对我们今天理解日本，理解中国和日本思想文化上的本质差异，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张箭飞：说到周作人，不管他是“文化汉奸”还是一个作家，他都是中国研究日本的“通人”。实际上，中国植物学界也有一位“周作人”，陈焕镛先生，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中山大学颇具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就是他创建的。广州沦陷之后，为了保护珍贵的植物标本，他选择“依附”敌伪政府，和汪精卫也有来往，个中曲折和人事委屈在胡宗刚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这本书里有很详实的记叙。光复之后，曾被傅斯年认定为附逆的陈先生后来经过多方辩护，洗脱了“汉奸”罪名。抗战胜利后，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难道是因为周作人的文化影响力太大，而陈焕镛只在相对“封闭”的科学界内活动？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周作人的文化影响力？

王升远：你提到陈焕镛，这个人物我不是很熟悉。战争时期，为了保护一些人、一些财产或者文物之类而选择了委曲求全，这种情况，极端语境下天人交战的心态、在民族大义与现实处境之间的两难与犹疑等等值得我们用心去体察。这类研究会触及到人性的幽微之处，说到底还是关于“人”的研究。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被当做是“知日派”的第一人，日本人当然看重他的影响力。事实上，周作人对扣在自己头上的“亲日派”的帽子很警惕，1920年和1926年，他先后写过两篇关于“亲日派”的文章。在周作人看来，那些向日本卖国求荣之辈，不配叫“亲日派”，而只有真正了解日本文化价值、做着踏实研究的人才能叫“亲日派”。后来他将“亲日派”这顶帽子赠与号称要翻译《源氏物语》的谢六逸。周作人附逆是一个文学史公案，原委非常复杂。木山英雄先生写的《北京苦住庵记》，有比较详尽、可靠的论述。

张箭飞：你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需要深挖的话题。时间有限，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文化殖民”，入侵者离开之后，总会留下一些印记。就说上海吧，上海人对日本文化显得颇有好感，比较起来，北京人的好感并不那么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升远：上海人和北京人，到底是谁对日本文化比较有好感，我想这还不能一概而论。我想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90后、00后一代对日的好感要远胜于50、60后一代吧。换句话说，代际差异可能要远胜于地域差异。

文章来源：《北京测绘》 网址: http://www.bjchzzs.cn/qikandaodu/2020/0910/430.html